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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仓石鼓又名猎碣、岐阳石鼓、雍邑刻石和关中石鼓，发现于唐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。石鼓似有这样的魔咒：乱世消失，盛世出现。对它的断代辨识，韩愈、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欧阳修、苏轼等文学大儒或书法巨匠，均定为先秦猎碣，被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皇家视作大国重器。在距离发现它千余年后的清嘉（庆）道（光）年间，自称布衣的山东人成瓘，从字形、诗义、文献、史事多方面比对考证，拿出了“北魏”的见解，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家之言。
贞观朝露面 百年后下山
时间退回到公元627年。唐都长安经玄武门之变，李渊退位，李世民开启“贞观之治”，标志着大唐盛世开端。此时的陈仓山区，生机逐渐恢复。
这一年，一个年过半百的牧羊人将羊群赶上陈仓山北坡后，坐在一块巨石上歇脚。无意中往下看了一眼，发现草丛中裸露出一块半圆的顶石。他好奇地站起，走过去一扒拉，原来是一个上窄下宽、圆而见方的鼓状石礅倒扣那儿。再一踅摸，附近荒草间，还有好几块类似的石礅。显然，这不是天然的石头，而是被人刻意加工而成的。
牧羊人蹲下细看，看到上面布满了细密的刻字。不识字的牧羊人，也察觉其非同寻常。石礅重得惊人，任凭他如何用力，也挪不动分毫。牧羊人回村向人说起这些，大伙找来略通文墨的读书人，一起上山察看。他们又找了找，发现刻满“天书”的石礅总共有十块。读书人称，这些字线条古怪、刻痕粗犷，有些像篆体，写的什么，一个也读不出来。
不识籀文的陈仓乡民，激发了想象，将其当作山神遗赐物焚香祭拜。从此，陈仓山间香火缭绕不断。祭拜的香火长达130年后，终于飘散到外面的世界。
756年，大唐经历了包括武则天在内的七任皇帝后，肃宗李亨就位。一年前爆发的“安史之乱”将他逼出长安。这个接任者临时迁移到陈仓北邻的凤翔（雍城）。来到这里没几天，便听到了陈仓石鼓的传闻。
李亨好奇心油然而生，下令将石鼓搬来一开眼界。群臣组织人力物力，使用滚木、人工与老牛牵引，将十个石鼓运下陈仓山，挪至凤翔城南的孔庙大院陈列。这是石鼓首次被官方正式关注并迁移保护，标志着由民间“神物”转变为朝廷重要文物。
李亨及文武百官陆续前来观赏。唐初书法家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等相继莅临研究。经初步研读辨别，最先形成了如下资料——
质地与质量：花岗岩做成，每个重约一吨与数百公斤不等。
基本形制：大小高低不同。最高者约三尺，直径一尺。上细下粗顶微圆，外形接近古石刻碣特征。
文化价值：每鼓表面镌刻“石鼓文”（大篆），计718字。辨识为国君渔猎之事（场景），行文风格类似《诗经》，每鼓一诗。故有文臣建议将陈仓石鼓改称《猎碣》。
然而，尚未往纵深研究，叛军一路西进，迫近凤翔。为避免落入敌手，李亨匆忙诏令，将石鼓就近拉到城南荒野掩埋，对外则宣称“毁失”。于是，陈仓石鼓下山短暂露面又沉入深土，藏得比原来更彻底。
经受风蚀残缺 韩愈咏诗呼救
不久，叛军严重内讧，李亨重用郭子仪、李光弼，乘机收复长安和洛阳两京。不承想，李亨归都后，享受歌舞升平，凤翔掩埋陈仓石鼓之事完全抛到了脑后，仿佛从来没有这回事一般。雍城官吏在李亨回归后，将石鼓重新挖出来。可是，战乱年代，从皇帝到军阀，地盘、枪炮、黄金才是争夺核心，谁愿意为几块难以搬运、无法变现的石头空耗？所以，此次陈仓石鼓重见天日，并非幸事。因为硝烟尚未散尽，凤翔官府屡受骚扰，石鼓没搬运，又弃于荒野，任凭风雨侵蚀，人为侵犯、锤拓……尤令人痛心的是，其中一鼓不翼而飞。它还不是被研究者移走，而是被无知草民弄去做了家用。这阶段，石鼓经受的毁损，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806年，宪宗开启“元和中兴”，石鼓仍然故我。五年后的811年，44岁的文学家、后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韩愈，就任河南令（今洛阳一带）时，他举荐的诗人张籍登门，拿出一份陈仓石鼓拓本，讲述了迄今还裸露凤翔的那些石鼓的故事，期望老师能写点什么。
此前，关于陈仓石鼓，杜甫在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中带过一笔，韦应物写了一首七言古诗。然而前者过于单薄，后者略乏文采，均无反响。
韩愈总结两位诗人的经验教训，决定拿出一篇力作。于是，长达66句的七言《石鼓歌》应声而生。他以“张生手持石鼓文”开笔，头四句自谦启领，用二十二句溯其源头，表达珍视，六句评判《诗经》未收石鼓文之憾，二十八句笔锋转向现实，详述石鼓发现、无视、废置之经过，表达痛惜之情。结尾六句提出移置太学为愿景，永保传承。
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，曾两次拜相的郑余庆改任凤翔府尹，偶然读到这首长诗，立即上疏奏请朝廷定夺。然而，朝廷对韩愈移置太学之意愿未置可否，没有下文。郑余庆只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，将剩余九块石鼓从野外再次移至凤翔孔庙。
石鼓命运多舛 屡经战乱离散
唐末，藩镇割据、黄巢起义及朱温篡唐，进入了王朝更替更为疯狂的五代十国。接下来的53年中，战乱烽火不断吞噬关中，凤翔孔庙毁于兵燹，期间九面石鼓流散了。
到了宋朝，天下渐渐安定。大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爱好诗文，于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也读到韩愈的《石鼓歌》，他被字里行间透出的沉痛与珍视打动，当即问及陈仓石鼓。在获知兵荒马乱中流散久矣后，下诏凤翔知府搜寻。
时任凤翔府尹系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，接诏不遗余力查找。几番周折后，终于找到了失踪二百多年的九面石鼓。此时的石鼓，残损斑驳。而先于弃置荒野时丢失的那面依旧不见下落。
立功心切的司马池居然找工匠依照九块石鼓仿制了一块，以全部找到向仁宗报喜。仁宗表彰，下诏运抵首都东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安置于太学，以了韩愈心愿。不料，那块假鼓很快被精于金石的宋仁宗与臣子识破。臣子上书要以欺君之罪惩罚司马池。仁宗就是仁宗，以仁为本，念及寻找石鼓辛苦不易，没有同意。
三年后，北宋金石学家向传师，偶然得到一份石鼓拓片，比对文字后发现，与现存九鼓不同，断定系缺失那块，遂只身进入关中诸地，夜宿民居，循迹遍访。一日清晨，被一阵凄厉的杀猪嚎叫声惊醒。推窗一看，一屠户正在磨刀，磨刀石滚圆如鼓。他走近一观，哎呀，有字！金石学家不禁喊出了声。蹲下细看，竟然就是那面遗散石鼓！可惜的是，上半段已被削去，中心也被掏空制成舂米的石臼，边沿被屠夫用于磨刀，文字磨损大半。
向传师向凤翔官府传信，官府迅即派兵前来，运送石鼓抵达汴梁。朝廷重赏了有关人员。
石鼓团聚之后，经向传师、赵明诚等金石学家，欧阳修、苏轼等著名文人考证著录，将十面石鼓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沔、田车、銮车、霝雨。并依据文字大篆风格和记述游猎内容，认定石鼓属于先秦时期秦国遗物。部分学者倾向西周或春秋战国说，推测可能为周宣王时期（西周）或秦襄公、秦穆公时期（春秋）所刻。
到了北宋末年，宋徽宗执政，他对书画金石近乎痴迷，石鼓备受珍惜。为方便观摩，下令从京城太学移至宫中保和殿珍藏。然而，有一天，他突然脑洞大开，命工匠融化黄金浇灌于刻字凹槽。变为金字后熠熠生辉的石鼓文字晃眼得很。哪承想，这为石鼓招来了新的劫难。
靖康之变，汴梁城破，北宋灭亡。金兵将石鼓运至北方，在这些重实用的世俗者眼里，石鼓文算嘛玩意儿，被灌注的黄金才大大的值钱！金人将黄金抠出剔走，这一过程文字槽缝遭程度不同破坏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他们嫌石鼓笨重无用，再次弃置燕京荒野，于北国的寒风中继续默默经受风吹雨淋。
南宋理宗端平元年（1234年），宋蒙联军袭破燕京，爱好金石的随军御史大夫王檝，发现了废墟之中遗弃的石鼓，命人运至当地的孔庙，派士兵看护。不久入大都国子监收存。
经过这一次次的劫难，石鼓周身脱皮严重，文字残缺斑驳，原700多字的铭文仅存272字。好在自此至清，总算摆脱了随战乱漂流的厄运。至于抗战时期南迁北归，是题外话了。
布衣挑战前辈 推出《石鼓辨证》
道光年间，一篇《石鼓辨证》抄本疯传，让静静躺在北京国子监里的陈仓石鼓顿起波澜。
《石鼓辨证》源于一个叫成瓘的山东邹平人晚年手定的《篛园日札》。成瓘，字肃中，号篛园、蒻园，嘉庆六年举人。平素不修边幅，会试几次不第，不再追逐功名。晚年自号“古稀迂叟”，并述因：“余本山东布衣，浮华世味，半生未能，淡饭粗茶，一生本分。今年逾七十矣，不能为狂，不能为狷……满肚皮不合时宜，又不能为愿，人非迂而何？自定为号焉。”
成瓘无官无势，无门生簇拥，唯痴迷金石文字。《篛园日札》是其学术笔记，生前并未付诸木刻出版，《石鼓辨证》收入第八卷抄本。此文推定陈仓石鼓系北魏太平真君七年（446年）二月，帝王畋猎歧山所刻。
他通过遍访的北宋真拓、明清善本，一字一字比对，从字形考据：周秦篆书，圆整端严、平和规整；而石鼓文字，方折朴拙、多变带俗，与北魏造像题记、碑刻风格高度吻合。还拿出具体某字，判定周秦篆断无此笔。
他的结论被阮元、俞正燮等金石泰斗重视并认可。然而，由于“北魏说”太过惊世骇俗，山东这位终身未仕者始终没能真正没能撼动“周秦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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